作者｜冷研作者团队-明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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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谈到袁崇焕，这可谓是网络历史爱好者中，关于明代历史话题度最高的历史人物。作为明朝唯一被凌迟处死的总督，在当时明朝朝廷为他定下的“袁崇焕付讫不效，专事欺隐市粟、谋款不战、散遣援兵、潜移喇嘛僧入城”，这些大罪中，“潜移喇嘛僧入城”显得多少些无厘头。那么来自西藏和蒙古的这些藏传佛教喇嘛们，为何会出现在明朝与后金/清的战场，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，又为何会成为袁崇焕下狱论死的罪证之一呢？

▲有“北方布达拉宫”之称的辽宁阜新瑞应寺

想要理解喇嘛为何会出现在明代的辽东战场，就必须要先解释，藏传佛教究竟是如何进入东北地区。冷研在之前的很多期文章中，都提到过了明朝辽东地区的人口问题。

随着大量招揽的蒙古与女真人口迁入辽东辽西地区，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也随着传入，而这其中自然就有蒙古人在16世纪后期，开始大规模皈依的藏传佛教，也自然而然的传入辽东地区。到17世纪，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不再局限于蒙古人，在后金/清和辽西的汉人群体中，藏传佛教都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。

▲内蒙古美岱召佛殿壁画，17世纪藏传佛教借助蒙古人传播到了明朝边境地区

对于后金/清来说，藏传佛教也同样拥有极大的政治和文化意义。不管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，到底对藏传佛教看法为何，但至少在努尔哈赤和继位者皇太极，在构建后金/清的“满蒙联合”时，都将藏传佛教视为这种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工具。

因而在后金/清的满洲贵族中，藏传佛教的僧侣不仅获得了大量尊崇者，甚至为了让这种尊崇表现的更加直观，从努尔哈赤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，清朝皇帝的暖帽上，一直带有来自藏传佛教的佛牌、莲花台等元素。

▲后金/清代君主的服装就有浓重的蒙古和藏传佛教色彩

在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的影响下，此时喇嘛成为了在蒙古、明朝辽东、后金/清之间，超脱于民族国家的新势力。虽然在明朝和后金/清的国家体制下，当地的喇嘛们，不像在蒙古那样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，但反过来，明朝和后金/清都不约而同的意识到，这些能各地刷脸通行的喇嘛，在情报、外交等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。

比如曾任明蓟辽总督的阎鸣泰九层上奏：“今关门王、李二喇嘛出入虏巢，玩弄夷虏于股掌，而在夷地者如古什喇嘛、朗素喇嘛等，靡不抟心内向屡效忠……”这其中的“王、李二喇嘛”，便是曾一度活跃在明清战争中的汉人喇嘛王三吉八藏和李锁南木座。

▲蒙古地区的喇嘛僧

王、李两位喇嘛在天启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，可谓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明朝在辽东的官员们，借用两位喇嘛的影响力，刺探蒙古察哈尔部的情报，例如《明实录》中，蓟辽总督阎鸣泰曾上奏“虏实未卜，虎酋（林丹汗）之讲赏真伪难凭，臣前顾后盻不无凛凛，此尤总兵王世忠、……王、李两喇嘛之责，而时时联络，时时侦探，不可过信疏防者也。”

在后金方面，暗中为明朝效力的古什喇嘛曾为明朝带来关于后金“有什喇嘛寄一禀云：奴酋（努尔哈赤）心大凡，关内城守当坚……”

▲蒙古林丹汗也是明朝喇嘛重要的工作对象

当然，情报还只是这些明朝喇嘛们工作的一部分，他们在明朝与蒙古、后金的外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比如来自长期在蒙古地区活动的王喇嘛，就曾被时任辽东经略孙承宗委任“督臣用之款詟”，在后金进一步攻占辽西的宁锦之战紧张时刻，袁崇焕试图拉拢蒙古作为外援，便“领赏西夷，臣遣王喇嘛宣谕令其结营自固”。在这位王喇嘛的运筹下“虎酋（林丹汗）领赏，夷使贵英恰率拱兔乃蛮各家，从北入援无所不用其力。”

▲王喇嘛在明朝对蒙古的外交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

不过有意思的是，这位王喇嘛在明朝官员中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，比如袁崇焕就曾上奏称赞“光天番僧王喇嘛能以神道设教，臣所赖命而就正者数人也……”以此为基础，王喇嘛在宁锦之战中甚至得以参与到作战计划的制定，这就有了“大寿遂发塞门之议，诸将朱梅、徐敷奏并王喇嘛皆主大寿议，而何可纲按剑决之，于是王喇嘛请撤西洋大炮入城……”

▲宁锦之战

而另一位李喇嘛，在宁锦之战后，虽也是“抚夷有功者”，但关于他在蒙古地区的活动记载寥寥无几。李喇嘛更重要的作用，是在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死后，被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吊丧的名义“遣喇嘛僧锁南木座等，往奴中侦间”。

对于这位李喇嘛，袁崇焕也同样有着“喇嘛僧慧足当机，定能制变，故能往能返……”的高度评价，之后李喇嘛更是深度参与到对后金谈判的决策层，比如天启七年“明袁崇焕遣杜明忠偕方吉纳等以书来，并李喇嘛书，欲释恨修好……”。作为回应，后金方面也“满洲再遣使遗书袁崇焕及喇嘛”。

▲皇太极对李喇嘛也给予了极大的礼遇

而后金/清朝一边，也同样有喇嘛担任外交工作，其中最有名的，是为藏传佛教在后金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白喇嘛。

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天启年间还有一位来自蒙古粆花部，跟随避难部众投靠明朝的白喇嘛，两位从活动时间来看并非同一人。说回后金的白喇嘛，他曾被天聪汗皇太极“我所遣白喇嘛,郑生员等至”。

而后来作为袁崇焕罪行的“潜移喇嘛僧入城”，根据负责审问的刑部侍郎涂国鼎所留《性余堂集》所记，当时袁崇焕便是“坚求入城，且携白喇嘛于军中”。而在明末清初成书的《国榷》中，则更直白的说袁崇焕“及戎马在效，顿兵观望，暗藏夷使，坚请入城”。

▲袁崇焕

不过正所谓无利不起早，这些包含汉、蒙古、女真甚至来自西藏和印度的喇嘛僧们，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到明朝与后金/清的战争呢？暂且不论可能有的民族情节在其中，最大的因素，是这些喇嘛们，是在通过为两方政府效力的方式，以此换取藏传佛教在两国之中发展的许可和扶持。

比如王、李两位喇嘛，明朝对他们的封赏除了赏银外，就有“赍敕命图书颁给西僧喇嘛王桑吉八藏等”和“给副总兵廪给，给增其徒”。甚至考虑到王、李两位喇嘛在辽西能参与到明朝官员的决策，并且辽东巡抚袁崇焕这一等级人物的高度赞扬，很难说两位喇嘛在当时辽西文武官员中，是否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信徒。

不过受过往政治传统的影响，明朝朝廷对喇嘛们的活动，依然是持质疑甚至厌恶。不仅后金方面派来的喇嘛们，被认为“喇嘛讲劝之书更诈也”。为明朝服务的喇嘛，明朝上层也是态度复杂。

比如崇祯元年，发生了蒙古“兀浪哈大率众自得胜路入犯，……初不传烽，以王喇嘛僧止战也”。虽然王喇嘛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对此，崇祯帝却认为“疆事仗一哈嘛僧讲款，不将轻我中国哉”。

以此事件为分界点，包括王喇嘛和李喇嘛在内，那些为明朝效力的喇嘛们，突然从明朝、后金、蒙古三方记录中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虽然后金/清方面，依然有喇嘛作为使者前往明朝，但已经彻底对立的双方已经没有让他们活动的余地。

参考文献

《明实录》

《满文老档》

《性余堂集》

《清史稿》

《清太宗实录》

谈迁《国榷》

李勤璞《明末辽东边务喇嘛》

李勤璞《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》

李勤璞《后金时代和清朝初期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》

达力扎布《明代漠南历史蒙古研究》

张士尊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》

李建才《明代东北》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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